1949年12月12日老舍从美国返回北京。新政权文艺方面的重要位置早已分配完毕，只能给老舍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。
老舍的儿子舒乙谈到当年父亲忘我工作的情景：
市政府委员有20多人，开会非常民主。在那时的记录稿上，发言人舒舍予的名字频频出现，一会儿说哪个胡同灯坏了，哪个胡同下水道堵了，什么地方房屋又漏雨了，他觉得政府就应该为穷人办事。彭真乐于听取意见，马上派人去修。
他回京后听到3个亲姐姐的诉说，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。姐姐们原来跟乞丐一样，而现在虽然穿衣打补钉，但生活已有变化，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。老舍高兴极了，他感谢、欣赏新政府做事风格，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。
北京人艺第一任院长为李伯钊，她从彭真的内部报告中得知要修龙须沟的信息，立即鼓动老舍就此写一个新剧本。
当时的人艺演员队长叶子1998年10月14日在北京一家福利院的老人公寓里接受了采访：
看到新社会先为穷苦人修沟，老舍热情高涨，很快写出本子。剧院让我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，焦看剧本后说，太单薄了。我向院里汇报，领导又让我再去好好说明一下。后来焦说，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。他一边在那边上课，一边安排演员体验生活，批改演员日记。
戏成功了，剧院就希望焦来当副院长兼总导演。
老舍写《龙须沟》略嫌紧张，因为龙须沟还未竣工，戏就出来了，他觉得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险。
老舍喜欢焦菊隐和演员们通力创造出来的那种舞台味道，戏后他设家宴款待导演和演员。老演员郑榕至今还记得当时热闹尽兴的场面：“老舍先生按照老北京的规矩，在院子里搭大棚砌灶，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了，能弄出100多道菜来，印象最深的是大碗红烧肉。老舍先生真的很兴奋，讲了许多话。”
当时，北京的一些理论家对《龙须沟》评价低调，认为过于直白，过于政治化。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，让人们在舞台上受到感动，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？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它帮了我的大忙。周恩来希望周扬出面表扬，周扬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，号召人们“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。”周扬想给老舍颁发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不服气，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，没有参加革命斗争，表彰他有些反常。彭真得知周扬为难，就出来表态：那就由北京市颁发吧，因为《龙须沟》是写北京的。
紧接《龙须沟》之后，在尚未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初，老舍应领导人点题，写出了反映该运动的剧本《两面虎》（后改名《春华秋实》）。5月14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将剧本交给北京人艺副院长、导演欧阳山尊，由此开始长达1年多的修改过程。老舍为此写了12遍，仅仅是尾声就改了6遍。每改一遍都是从头写起，现存遗稿的文字量有五六十万之多。
1957年初，曹禺、焦菊隐、赵起扬等从老舍两部失败的剧作中发现茶馆一场戏，鼓动他从中发展成一部多幕剧，老舍听了以后最初是有惊无喜，只是习惯性地反应一下：“那就配合不上了。”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，成了当时经典的内部名言。
老舍先生写了配合宣传宪法的戏，讲了几个朝代的事。焦菊隐说，老舍先生这部配合的戏改起来很难，我看这一幕茶馆的戏非常精彩，能否就写茶馆的兴衰变化，不要光写宪法了。
我感觉到，老舍先生真的很喜欢这个意见。他说，我马上写出来。他对我们讲，《茶馆》里的人物都好像是我看过相、批过八字似的。
老舍先生第一次是在剧院二楼会议室读剧本，演员们都很激动。会后纷纷写申请书要求给角色，有的好演员没有上戏，情绪还波动很大（《茶馆》中饰演秦二爷的蓝天野1998年10月27日口述）。
60年代初以后，老舍的创作明显地转移到历史、儿童、民族、国际政治题材，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就是想为《骆驼祥子》写一出话剧续集。
曾在话剧《骆驼祥子》饰演祥子的李翔回忆道：
我在话剧《同志，你走错了路》中演一位八路军支队司令员，这让老舍先生突发奇想，他觉得祥子也可以参加革命。他就想了解北京人力车夫中有多少人参加革命，起了什么作用。开了几个座谈会，车夫们也希望祥子有个大团圆的结局。老舍就考证设想祥子随冯玉祥下福建当兵，找了机会参加红军。他越想越精彩，对我说：“我要写一个北京的老干部，太逗了。车夫们一定高兴，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……”他已写了两幕，写了已是解放军司令员的祥子潜入北京，发动车夫迎接解放。第一幕是在胡同口馄饨摊上，一盏路灯晃荡。第二幕是在白塔寺庙会，有意境。
可是后来大家一算年龄，觉得祥子的岁数不太合适，担心观众不能接受，最后就不了了之了。
在人艺，给老舍退稿是一件难事，但老舍的宽厚又让人艺的人感念。人艺老编剧梁秉讲了一个故事：有一回，剧院觉得老舍新作《过年》不太理想，就让夏淳、于是之去退。到了家中，于是之说不出口来。老舍请他们在东来顺吃饭，吃了一半，于是之吞吞吐吐地把来意说了，老舍把稿子接过来放在一旁说：“我再写好的。”于是之如释重负，饭后他对人说，只有到了后半截，我才吃出涮羊肉味道。
 |
